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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兵部尚书张凤翼去世。崇祯皇帝环顾朝中百官，竟然没有可用之才，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，在内有西北的农民军起义，在外有后金不断寇边。杨嗣昌家世显赫，是晚明重臣杨鹤之子，早在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便已高中进士。崇祯八年（1635），其父杨鹤病逝，按礼制，此时的杨嗣昌正在家守孝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三月，崇祯皇帝和杨嗣昌见面了，君臣交谈甚欢，围绕大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杨嗣昌认为外患虽急，但只伤及肩臂；内忧流毒于腹心，才更为要命。因此，他提出“欲安天下，则必先安内”的方针，建议先对辽东满清议和，稳定边关局势，以全部的人力物力解决内患，等国内安定了，再解决辽东问题。对付农民起义军，杨嗣昌制定了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围剿计划。即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四地为主，四省巡抚分别围剿，各自专门设防，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六地为辅，六地巡抚分别设防，协助围剿。这就叫作“十面之网”。而总督、总理二臣，率领主力部队追剿征伐。杨嗣昌的计划令崇祯皇帝龙颜大悦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嗣昌锐意振刷，帝益以为能。每对必移时，所奏请无不听，曰：‘恨用卿晚。’”三百年后，蒋介石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，和杨嗣昌一样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对策，他对长征中红军采取围追堵截的围剿计划，便是沿袭了杨嗣昌的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。杨嗣昌的战略很快就奏效了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李自成被官军击溃，损失惨重，身边一度只剩下十八骑追随，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张献忠也在兵败后，走投无路投降了。此明的杨嗣昌也步入人生巅峰，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，掌兵部事，权倾一时。民间尊称他“杨阁老”，同辈官僚以出生地尊称“杨武陵”。
在这首词中，朝廷重臣杨阁老掷地有声地质问反抗朝廷的饥民：如果你们安静的在家饿死，还会获得我们的同情，现在竟然不肯束手就死，偏要抗粮、抗税，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，实在是死有余辜。词作传开，朝中众人一片喝彩之声。正在前线作战的孙传庭在听到这首词后，黯然神伤，大明危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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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嗣昌制定的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围剿计划，看上去无懈可击，堪称完美。但这个方案劳命伤财。按杨嗣昌的计划，总体上需要增兵十二万人，增饷二百八十万两。
然而，朝廷财政困难，税收不给力，连年战乱又掏空了国库，据说崇祯平时都穿打补丁的衣服。杨嗣昌只好从农民身上做文章。对这一计划，孙传庭表示反对：“军兵屡战，多经溃乏受挫之苦；连年征战，民力疲竭。”一年的期限很快就到了，增收的剿饷花完了，但农民军还没有剿尽。崇祯皇帝只好下令继续征收。这些增加的赋税负担通过各种方式，最终转嫁到底层贫苦农民的身上，让他们原本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，民不聊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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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嗣昌的春风得意没有持续多久。
一年后，张献忠再次反叛，李自成也东山再起，朝野震动，崇祯闻变大怒，从来没有过作战经验的杨嗣昌也不得不亲赴前线督战。
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十月初一日，杨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，进剿农民军。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二月，大败张献忠，取得玛瑙山大捷。
可这已经是杨嗣昌最后的辉煌了。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正月，李自成攻克洛阳，杀崇祯皇帝亲叔叔福王朱常洵。二月张献忠拿下襄阳，杀崇祯皇帝远房叔祖襄阳王朱翊铭。一月之内，两位藩王遇害，两座城市惨遭屠杀。
此时，杨嗣昌终日忧虑恐惧。在飘摇的中军大帐里，他头发斑白，伏案书写奏疏。他对崇祯说：“臣忧劳病瘁，奄奄垂毙。”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三月初一，杨嗣昌病逝军中，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。
两年后，张献忠破武陵，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。
三年后，李自成打进北京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九日，崇祯皇帝逃亡煤山，自缢而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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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嗣昌写的那首《西江月》，记载在清朝李馥荣编辑的《滟滪囊》中。也有人考证，这首词并非杨嗣昌所写，作者另有其人。
但不管作者是谁，“不作安安饿殍，效尤奋臂螳螂”，这种对底层百姓表现出的残忍，是符合杨嗣昌等明朝官僚阶层的典型心态的。
其实不止是明朝，整个帝制社会，这也始终是官僚阶层的主流心态。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三月，作为主兵政的大臣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对谈时，说：“祖宗法制具在，不须更张以失人心。”
宋神宗说：“更张法制，于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于百姓何所不便？”
文彦博回答说：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
君臣间的这次谈话，如同一场争论，并将各自心里话都明确表达无遗。
宋神宗说，改革祖宗成法，士大夫固然有些人不高兴，但于老百姓并无不利。
于是，文彦博就讲出了那句经典名言：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皇帝您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而非与老百姓共治天下。
所谓士大夫，即指古代的士人和官吏，也就是朝廷官员。
文彦博所谓“祖宗法制具在，不须更张以失人心”，这里的“人心”，就是指士大夫的人心。
文彦博此番话的意思是，你作为皇帝，是与官僚阶层一起治理老百姓的，而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。治天下是官僚阶层的事，老百姓高不高兴、答不答应并不重要，但如果改革让官僚阶层不乐意了、不高兴、不答应了，这个事情就做得不对。
这一段对话将士大夫一向标榜的“君为轻，民为本，社稷次之”的虚伪彻底暴露无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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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流浪地球》的作者刘慈欣，在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中，有写出一句非常牛逼的话：“我消灭你，与你无关。”这句话听上去很嚣张，却是事实。消灭你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无冤亦无仇；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用认识你，没有这个必要；而消灭你，就只是为了消灭你，仅此而已！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，不管是一头活泼的狼，还是一头抑郁的狼，都要吃羊。不管是一头善良的羊，还是一头虚伪的狼，都有被狼吃的风险。羊群，还在油绿的草地上埋头吃草，撒着欢地争夺一只正在发情母山羊的爱情。它们觉察不到，真正的毁灭者——狡猾的老狼正不动声色的站在高处，目露凶光，龇着满嘴獠牙……这句话，崇祯与杨嗣昌、宋神宗与文彦博等君臣也一定在心里对治下的百姓说过：我要奴役你，与你无关。与你的性情是否温顺无关，与你的道德是不是高尚也无关。官僚阶层完全不会在乎你，甚至都不屑于了解你，就想着怎样能更好的奴役你。因为，一个阶层的利益，必须依靠奴役另一个阶层才能取得；一个阶层的奢侈，就得依靠另一个阶层的贫苦才能维持。“兴，百姓苦，亡，百姓苦！”这才是帝制时代百姓的最真实写照！老百姓的日子，从来都是苦的。所谓的盛世不过是旷日持久的苦难里的短暂苟延残喘之机，如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啊，剩下的是惨之又惨的苦难！纵观古代中国，世界上从没有哪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，有如此多的，规模如此之大的农民起义！要知道农民的本性是逆来顺受的，不到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，绝不会揭竿而起的！之所以起义，完全是官僚阶层统治手段太过残暴，百姓没有了活路！
儒家说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，翻译过来就是说只能让人民做什么如何做，但不能让其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
这便是赤裸裸的奴役百姓的政策！官僚阶层想要让百姓如同拉磨的驴、耕地的牛一样，只知道干活而不懂思考。
在这种奴民政策之下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苦不堪言，即使一生劳碌也只能是求温饱而不得啊！
于是乎，当有不堪忍受的“刁民”站在高处振臂一呼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于是暴力变革便开始了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，时间也是一次比一次久远，起义军是一茬接一茬，动乱的时间也是旷日持久，有时竟然可达百余年！
奴役百姓的政策之下，没有胜者，因为当百姓忍无可忍时，必定会与统治阶级玉石俱焚！
所以，古代王朝频繁更替，总跳不出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周期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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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大明劫》中，孙传庭愤怒地说：“天下糜烂，百姓从贼，皆因饥饿……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？！人心，就是粮食，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，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！”孙传庭作为官僚集团的成员，他这样说，并不是替百姓考虑，只是长年在一线与起义军作战，为维护大明王朝江山有清醒认识罢了。事实上，对待反抗的农民，孙传庭的手段极其残暴，他要求明军比“流贼”更狠，只有杀光全部“流贼”，才能阻止百姓投贼。杨嗣昌、孙传庭以及大明的整个官僚集团，他们无论是镇压“流贼”，还是抵抗清军，保的都只是国家的土地，而不是土地上的人民。说到底，他们保卫的只是继续奴役土地上人民的权力，也就是保住统治集团的利益能够代代相传而已。事实上，明朝的官军，这支大明王朝用来统治百姓的工具，在等到清兵入关以后，摇身一变便成了绿营，继续充当镇压百姓的帮凶，只是换了个主子而已。李永芳、洪承畴、孔有德等大明降将，更是摇身一变，便成了满清的能臣干吏。反而是“流贼”的后人李定国（张献忠养子）、李来亨（李自成侄孙）等人一直和清军战斗到最后。不过孙传庭倒是说出了一个真相：“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，而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。”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这帮“流贼”，数十次被打成光杆司令。但找到一批饥民振臂一呼，又应者云集，因为民众不可能被杀光。而民众，放下锄头扛起刀枪就是“流贼”。即使农民军被一次次打的抱头鼠窜，即使李自成张献忠早早被杀，也还会有其他“刁民”去逼死崇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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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作安安饿殍，效尤奋臂螳螂。”这首《西江月》用冰冷的笔调描绘出了残忍的真实，打碎了用温情粉饰太平的所有幻觉。“我消灭你，但与你无关。”这句话，听着觉得残忍，却是事实。在科幻小说里如此，在动物世界里如此，在等级社会里亦是如此。